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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國土安全與非傳統安全
隨著全球化與科技進步,國家安全的概念已從傳統的軍事衝突擴展到更廣泛的領域。本章將深入探討國土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內涵,及其在當代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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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安全:核心任務與發展
國土安全旨在保護國家領土、人民與基礎設施免受恐怖攻擊及其他威脅。從911事件後各國國土安全機制的建立,到我國在政策、法制、機制與執行面的努力,本節將回顧其發展歷程與當前的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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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傳統安全:多元威脅與挑戰
非傳統安全範疇涵蓋了氣候變遷、疫情、假消息、網路恐怖主義及組織犯罪等多元威脅。我們將探討這些新興挑戰對國家安全的衝擊,並分析國際社會與我國政府在應對這些威脅上的策略與合作。
美國國土安全部(DHS)任務發展
成立背景
DHS係於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成立,整合多個聯邦政府相關部門單位,因應安全環境與挑戰轉變而調整任務範圍。
當前主要任務
根據「第三份國土安全四年期檢討2023」,DHS主要任務包括反恐、邊境安全、網絡安全、災害應變與恢復、移民管理等關鍵領域。
執勤單位任務
DHS所轄屬執勤單位包括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聯邦緊急管理署、美國特勤局、運輸安全管理局等,分別負責邊境管控、移民執法、災害應變、要人保護及交通安全。
安全環境演變
DHS任務從最初以反恐為主,逐漸擴展至網絡安全、關鍵基礎設施保護、生物安全等多元化安全議題,反映全球安全環境的複雜變化。
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各國致力建構反恐或國土安全機制與能力;觀諸我方經驗,我政府亦將反恐或國土安全納入國安戰略、政策宣示、機制建構、法令修訂與政府運作等實踐過程。請分由政策面、機制面、法制面、執行面等面向,說明:我國推動反恐或國土安全工作的發展過程與當前主要任務為何?
政策面
我國將反恐與國土安全納入國家安全戰略,透過國安會議確立國土安全為國安重要一環,並制定相關政策方針。
機制面
設立「行政院國土安全政策會報」作為最高層級協調機制,整合各部會資源,建立跨部會合作平台,強化國土安全防護能力。
法制面
制定或修訂《反恐怖行動法》、《災害防救法》、《國家情報工作法》等法規,建立完善法律架構,為國土安全工作提供法源依據。
執行面
透過情報蒐集、邊境管制、關鍵基礎設施保護等具體作為,落實國土安全政策。當前主要任務包括反恐、資通安全防護、關鍵基礎設施保護及災害防救等。
網絡(路)恐怖主義(Cyber-terrorism)的主要概念(定義)為何?試就 概念(定義)與實例說明之,並試述國際合作因應網絡(路)恐怖主義 的行動。
網絡恐怖主義的概念定義
網絡恐怖主義是指恐怖組織或個人利用網絡技術和資源,對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或網絡進行攻擊,以達到政治、宗教或意識形態目的,造成社會恐慌、人員傷亡或重大經濟損失的行為。
網絡恐怖主義實例
對關鍵基礎設施如電力網、水利系統的網絡攻擊
對金融系統的攻擊,造成經濟混亂
利用社交媒體傳播恐怖主義思想,招募成員
國際合作因應行動
聯合國反恐委員會制定網絡反恐框架與標準
國際刑警組織建立全球情報共享機制
各國間簽訂雙邊或多邊網絡安全合作協議
國際合作挑戰
各國對網絡恐怖主義定義不一
網絡主權與情報共享的矛盾
法律管轄權問題複雜
請以近年所發生之重大恐怖攻擊案件為例,說明當前恐怖主義之動機目的、組織發展與活動策略等主要面向,具有那些重要特徵?
動機目的特徵
宗教極端主義動機增強(巴黎、布魯塞爾攻擊)
意識形態對立(紐西蘭清真寺攻擊)
地緣政治因素複雜化
對西方文明與價值觀的仇視
組織發展特徵
網絡化、去中心化組織結構
「特許經營」模式興起
「孤狼」恐怖主義增加(奧蘭多、尼斯攻擊)
利用社交媒體與加密通訊
活動策略特徵
低技術、高傷害攻擊方式(車輛衝撞、刀具攻擊)
軟目標優先,針對公共場所
多重攻擊與連環攻擊(巴黎系列恐攻)
網絡與實體攻擊結合
1994 年聯合國開發總署在《人類發展報告》中率先提出了「人類安全」的概念,有別於傳統的國家安全。當前國際社會反恐作為可歸納為三大類:
軍事與執法行動
直接打擊恐怖組織的軍事與執法措施
特種部隊行動、無人機打擊、情報蒐集與分析
例:美國領導的打擊伊斯蘭國國際聯盟、「海王星之矛」行動
預防與防護措施
預防恐怖攻擊與減輕可能損害的安全措施
邊境管制、交通安全檢查、關鍵基礎設施保護
例:歐盟申根信息系統、國際民航組織航空安全標準
根源治理與發展援助
解決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本原因
消除貧困、促進教育、解決區域衝突
例:聯合國在中東和非洲的發展項目、歐盟薩赫勒地區計劃
針對恐怖攻擊的氾濫,國際社會的反恐合作方式及其優缺點
情報共享合作
各國間交換恐怖分子情報、攻擊預警
優點:及時掌握威脅,提前預防
缺點:信任問題限制共享深度
法律與司法合作
簽訂引渡條約,協助調查取證
優點:確保恐怖分子無法逃避制裁
缺點:各國法律體系差異大
軍事與安全合作
聯合軍事行動,反恐培訓與演習
優點:直接打擊恐怖組織
缺點:可能造成平民傷亡
金融監管合作
追蹤與凍結恐怖組織資金
優點:從源頭削弱恐怖組織能力
缺點:非正規金融渠道難以監管
邊境與交通安全合作
加強邊境管控,共享旅客信息
優點:防止恐怖分子跨境流動
缺點:影響正常人員與貨物流動
發展與援助合作
解決貧困、不平等等根源問題
優點:從根本上消除恐怖主義滋生土壤
缺點:見效緩慢,成效難以量化
2001 年美國 911 事件發生後,國際社會高度重視恐怖主義威脅。請問聯合國建立的反恐治理機制,達成那些成效?(15 分)面臨那些挑戰?(10 分)請分別申論之。
聯合國在911事件後積極建立全球反恐機制,但同時也面臨多重挑戰:
成效:建立全面法律框架
通過《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國際公約》等多項反恐公約,為國際合作提供法律依據
成效:安理會決議強制執行
第1373號、1540號等決議要求各國採取具體反恐措施並建立監督機制
成效:專門機構協調
設立反恐執行局、反恐委員會等專門機構,協調全球反恐行動
挑戰:恐怖主義定義爭議
各國對恐怖主義的定義存在分歧,影響跨國合作效果
挑戰:人權與安全平衡
反恐措施可能侵犯人權,如何在保障安全同時維護人權成為難題
挑戰:恐怖主義形態變化
「孤狼」攻擊、網絡恐怖主義等新形態使反恐工作更加複雜
2001 年美國發生 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世人普遍關注恐怖主義的威脅。試問何謂恐怖主義?有那些主要的類型?
恐怖主義是指非國家行為體或秘密組織為達到政治、宗教或意識形態目的,透過暴力或暴力威脅針對平民,製造恐懼與恐慌的行為。
宗教型恐怖主義
以宗教信仰為動機的恐怖活動,如基地組織、伊斯蘭國等。他們認為通過暴力行動履行神聖使命,常具有強烈的殉道精神。
政治型恐怖主義
以政治目標為動機的恐怖活動,包括左翼恐怖主義、右翼恐怖主義等。他們試圖通過暴力推翻現有政治秩序。
民族分離型恐怖主義
以爭取民族獨立或自治為目標的恐怖活動,如巴斯克祖國與自由組織、愛爾蘭共和軍等。
國家支持型恐怖主義
由國家直接或間接支持的恐怖活動,國家可能提供資金、武器、訓練或庇護等支持。
網絡恐怖主義
利用網絡技術和資源進行的恐怖活動,包括攻擊關鍵基礎設施、散播恐怖信息、招募成員等。
2019 年底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乃是典型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引起國際社會對非傳統安全治理的重視。請就全球治理、聯合國層面、我國政府等三面向,論述如何因應及化解新冠肺炎疫情的安全威脅。
全球治理面向
強化國際衛生合作機制,建立全球疫情預警系統
推動疫苗與藥物研發合作,確保公平分配
協調全球供應鏈,確保醫療物資穩定供應
建立國際旅行與貿易防疫標準,平衡防疫與經濟
聯合國層面
整合各專門機構資源,將疫情視為全球安全威脅
動員多方機構應對疫情次生災害,推動「COVAX機制」
倡導「更好重建」理念,促進疫後可持續發展
協調人道主義援助,支持難民與弱勢群體
我國政府面向
建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實施有效邊境管制
推動口罩實名制,確保防疫物資供應
運用科技手段強化疫情監測,推動疫苗接種
實施紓困與振興方案,參與國際防疫合作
近年來「假消息」已是國內外普遍關注的非傳統安全議題,請分析應如何界定及評估「假消息」對國家安全之衝擊?以及應如何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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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消息的界定
故意製造並傳播的虛假或誤導性信息,目的在於誤導公眾或達成特定政治、經濟或社會目的。特點包括具有明確欺騙意圖、內容部分或全部虛假、模仿真實新聞形式,並利用社交媒體快速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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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家安全的衝擊
政治安全:影響選舉結果,破壞民主制度信任
社會安全:引發社會恐慌,加劇族群對立
經濟安全:造成市場波動,影響投資信心
公共衛生:散播錯誤醫療信息,危害公共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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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制策略:法律規範
制定或修訂相關法規,明確假消息的法律責任,但需平衡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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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制策略:教育宣導
提升公民媒體素養,培養批判思考能力,建立辨識假消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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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制策略:技術對策
運用人工智能等技術識別假消息,建立事實查核平台,快速澄清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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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制策略:跨域合作
政府、媒體、平台企業、公民社會共同合作,形成反制假消息的網絡,建立快速反應機制
試述安全概念的內涵為何?又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如何區隔?全球化下安全研究的特點又為何?
安全概念隨時代演變不斷擴展,從最初的軍事安全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多元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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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概念的內涵
安全概念是指免於威脅的狀態,包含客觀層面(實際威脅的缺乏)、主觀層面(對威脅的感知)、價值層面(核心價值保障)、時間層面(當前與未來的保障)及行為層面(維護安全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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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區隔
威脅主體:傳統關注國家行為體,非傳統關注非國家行為體
威脅性質:傳統關注軍事威脅,非傳統關注非軍事威脅
安全客體:傳統以國家為中心,非傳統擴展到社會、個人
安全手段:傳統依賴軍事力量,非傳統需要綜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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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安全研究的特點
安全議題擴展至多元領域(經濟、環境、社會等)
安全主體多元化(國家、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等)
安全威脅具跨國性與全球流動性
安全治理網絡化,需多層次協同合作
安全與發展相互依存,人類安全觀念日益重視
聯合國發展計畫(UNDP)在 1994 年提出「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的概念
「人類安全」建議建立以保障人類生存為最高目的的新安全觀,並列出七大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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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安全概念提出的背景與理由
冷戰結束後國際安全環境轉變,傳統軍事衝突減少,非軍事威脅增加
全球化加速,跨國問題如環境污染、傳染病等威脅突出
傳統以國家為中心的安全觀無法有效應對新型安全挑戰
國際社會認識到發展與安全的密切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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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安全領域及當前重要性
UNDP提出的七大領域至今仍是非傳統安全核心內容:
經濟安全:關注貧困、失業問題,全球經濟危機下更顯重要
糧食安全:氣候變化與人口增長背景下日益突出
健康安全:COVID-19後成為全球最受關注議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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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安全領域
環境安全:氣候變化已成為最嚴峻的全球性挑戰
個人安全: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仍是主要威脅
社區安全:民族主義復興與族群衝突持續存在
政治安全:民主倒退與人權保障仍是國際焦點
隨著科技發展,網絡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新興領域也逐漸成為非傳統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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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冷戰時期安全概念的轉變與內涵
隨著國際安全環境的變遷,各國政府及學界對於國家安全威脅的認知已不再侷限於傳統安全面向,轉而擴及非傳統安全面向。安全概念的基本內涵是指免於威脅的狀態,包含客觀層面(實際威脅的缺乏)、主觀層面(對威脅感知的缺乏)、價值層面(核心價值不受威脅)等多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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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安全
以國家為中心的安全主體
主要來自他國軍事威脅
關注軍事、政治領域
主要依靠軍事力量與同盟
威脅明確、可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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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點
都關注威脅的識別與應對
都涉及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
都需要相應的安全戰略與政策
都受國際環境變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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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傳統安全
擴展至社會、個人等多元主體
來自非軍事、非國家行為體的威脅
擴展至經濟、環境、社會等多元領域
需要綜合治理、國際合作等多元手段
威脅模糊、不確定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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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安全觀的形成
總體而言,安全概念隨時代發展不斷擴展,從冷戰時期以國家為中心的傳統安全觀,擴展為包含多元主體、多元領域的綜合安全觀。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並非截然對立,而是相互補充、共同構成當代國家安全的完整圖景。
何謂非傳統安全?試舉例說明我國現在或曾經面臨何種非傳統安全威脅,又該如何防制?
非傳統安全是指超越傳統軍事、政治領域的安全問題,主要由非軍事因素引起,通常具有跨國性、全球性特徵,威脅主體多元,需要綜合治理的安全議題。
網絡安全威脅
我國面臨大量境外網絡攻擊,針對政府機構、關鍵基礎設施與金融機構。
防制:建立國家資安戰略、成立專責機構、強化基礎設施保護、推動公私合作。
公共衛生威脅
COVID-19疫情及禽流感、登革熱等傳染病對社會經濟造成衝擊。
防制:建立疫情監測系統、強化邊境檢疫、成立疫情指揮中心、儲備防疫物資。
環境安全威脅
氣候變化帶來極端氣候、海平面上升,以及空氣污染、水資源短缺等問題。
防制:制定氣候變化策略、推動能源轉型、強化防災減災、建立環境監測系統。
經濟安全威脅
全球供應鏈重組、關鍵技術封鎖、經濟間諜活動等威脅。
防制:產業升級多元化、強化技術自主研發、建立經濟安全預警機制。
恐怖主義與跨國犯罪
恐怖主義滲透、跨國犯罪如毒品走私、人口販運等活動。
防制:強化情報分析、加強邊境管控、參與國際合作、建立關鍵設施防護。
聯合國大會宣稱組織犯罪是全球性瘟疫,是世界三大犯罪之ㄧ
組織犯罪對人民福祉、社會治安造成直接危害,對國家及國際社會形成安全威脅與挑戰
聯合國界定
「有組織犯罪集團」是指由三人或多人所組成、在一定時期內存在、為實施嚴重犯罪以獲取利益而一致行動的有組織結構集團。
國際刑警組織界定
由三個或更多人組成的集團,長期存在,為獲取經濟利益而共同實施一種或多種嚴重犯罪的行為。
我國界定
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有內部管理結構,以犯罪為宗旨,具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的組織。
毒品犯罪
包括毒品的生產、製造、運輸、銷售等活動,形成龐大黑色經濟體系,主要販運路線包括「金三角」、「金新月」等區域。
人口販運
為剝削目的而通過威脅、武力或欺詐等手段招募、運送人員的行為,主要形式包括性剝削、強迫勞動、器官摘取等。
武器走私
非法製造、轉讓、銷售武器的行為,助長區域衝突、恐怖主義和暴力犯罪,威脅國家安全。
網絡犯罪
利用網絡技術實施的犯罪活動,包括黑客攻擊、勒索軟件、網絡詐騙等,具跨國性強、技術門檻高、取證困難等特點。
洗錢犯罪
將非法所得通過金融交易轉換為合法資金的過程,是幾乎所有跨國組織犯罪的必要環節,全球每年洗錢金額估計達數萬億美元。
我國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的意涵與分類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是指一旦遭受破壞、無法正常運作或不可用,將對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安全、公共衛生與經濟活動產生重大影響的實體或虛擬資產、系統及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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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的意涵
這些設施對維持國家正常運作與人民生活至關重要,需要特別保護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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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負責政策制定與跨部會協調,由行政院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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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關鍵基礎設施領域主管機關
包括經濟部(能源、水資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訊)、交通部(交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與金融)、內政部(緊急救援服務)、衛生福利部(公共衛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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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關鍵基礎設施設施管理者
負責具體設施的安全防護與運作,如電力系統、水庫、電信網絡、機場、銀行系統、消防及醫院等重要設施。
這種三層架構分類體系確保了從政策制定到具體實施的完整防護鏈,各層級有明確的職責分工,同時保持必要的協調與合作,提高整體安全防護水平。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管理
關鍵基礎設施是指一旦遭受破壞或無法正常運作,將對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安全、公共衛生與經濟活動產生重大影響的實體或虛擬資產、系統及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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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基礎設施的定義
包括能源、水資源、通訊、交通、金融、緊急救援、政府服務、公共衛生等領域的重要設施,對維持國家正常運作與人民生活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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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指導綱要
行政院制定的政策指導文件,明確了關鍵基礎設施的定義、範圍、分類,以及安全防護的原則、目標、策略和實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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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護管理要領
識別與確認
:辨識關鍵基礎設施及其重要性
風險評估
:評估威脅、脆弱性與影響
安全防護
:實施實體與資訊安全防護措施
應變管理
:建立事件應變與恢復機制
協調合作
:促進公私部門與跨領域合作
持續改善
:定期演練、評估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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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關係
六項推動要領形成循環漸進、相互支持的整體防護過程,從識別保護對象到持續改善防護能力,構成完整的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管理體系。
試從「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建立,說明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的作為及問題。
在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領域,公私夥伴關係是核心機制,透過政府與私部門合作,整合各方資源與優勢,共同應對日益複雜的安全挑戰。
公私夥伴關係的重要性
私部門擁有與運營大部分關鍵基礎設施,而政府掌握關鍵威脅情報與資源。安全威脅的複雜性需要多方協作,有限資源需要優化配置。
主要防護作為
建立情報共享機制與平台
進行聯合風險評估
共同制定安全標準
舉行跨部門安全演習
合作研發關鍵安全技術
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政府與企業間存在信任障礙
安全投入與商業利益的平衡
法規限制某些形式的合作
責任界定不清
改善建議
建立制度化合作機制
完善法律框架提供保障
提供激勵機制鼓勵投入
強化信息保護增強參與
全球化下國際恐怖主義發展朝向「孤狼恐怖主義」(Lone Wolf Terrorism)
隨著全球化發展,恐怖主義形態出現重大轉變,「孤狼恐怖主義」成為新興威脅。
孤狼恐怖主義定義
由單獨個人或極小團體,在沒有直接接受恐怖組織指揮的情況下,受特定意識形態影響,自行策劃並執行的恐怖攻擊行為。
全球化引發原因
網絡傳播促進自我激進化
反全球化情緒增加
恐怖組織策略調整
案例:2016年尼斯卡車恐襲
突尼斯裔法國居民駕駛貨車衝撞國慶人群,造成86人死亡、458人受傷。襲擊者自我激進化,未直接受組織指揮,展示了孤狼恐怖主義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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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安全應對措施
加強情報監控與分析
預防激進化教育
加強軟目標防護
提升應急響應能力
由於孤狼恐怖主義的隱蔽性和不可預測性,傳統反恐方法效果有限,需更加注重預防和社會韌性建設,並促進國際合作共享情報與經驗。
現今全球恐怖攻擊概況與「孤狼攻擊」
恐怖主義在全球不同地區有不同表現形式,從組織性攻擊到個人「孤狼攻擊」,其發展具有階段性與關聯性。
全球恐怖攻擊熱點地區
中東與北非(3,500起)、南亞(2,800起)及撒哈拉以南非洲(2,200起)為全球恐怖攻擊最頻繁地區,這些地區普遍存在政治不穩定、宗教衝突與經濟發展不均等問題。
恐怖攻擊的主要原因
宗教極端主義與意識形態衝突
民族分離主義與政治訴求
社會經濟不平等與邊緣化
地緣政治衝突與國家支持
「孤狼攻擊」式恐怖主義的興起
指單獨個人或極小團體,在沒有直接接受恐怖組織指揮的情況下,受特定意識形態影響而自行策劃執行的恐怖攻擊。如2016年法國尼斯卡車攻擊、2017年英國曼徹斯特爆炸案。
「孤狼攻擊」的特點
獨立行動與自我激進化
與恐怖組織關聯模糊
使用簡單工具針對軟目標
網絡傳播助長激進思想擴散
難以預防與監控
非傳統安全的範圍可以劃分為五個基本類型,即經濟安全、資訊安全、公共安全、生態安全和文化安全。
經濟安全
金融危機與市場波動
關鍵資源依賴與供應鏈風險
貿易戰與經濟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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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
網絡攻擊與資料竊取
假消息與認知作戰
關鍵基礎設施網絡防護
公共安全
恐怖主義與極端暴力
公共衛生危機與傳染病
跨國犯罪與毒品走私
生態安全
氣候變化與極端氣候
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
水資源短缺與水安全
文化安全
文化認同與文化衝突
宗教極端主義
文化遺產保護
這五類非傳統安全議題相互關聯、相互影響。例如,氣候變化可能導致資源短缺與難民潮,進而引發經濟危機和文化衝突。與傳統安全不同,非傳統安全議題通常具有跨國性、全球性特徵,單一國家難以獨自應對,需要國際合作與全球治理。
資訊安全也可稱之為數位國土安全,請說明我國政府在資訊安全的策略與具體落實例子。
我國政府視資訊安全為數位國土安全的重要一環,已制定全面性策略並落實多項具體措施。
國家資安戰略
2018年公布「國家資通安全戰略報告:資安即國安」,確立「安全、自主、治理」三大戰略目標,並提出六大戰略主軸。
法制建設
2019年《資通安全管理法》正式實施,要求各政府機關與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落實資安防護,建立完善的資安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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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成立「行政院資安處」作為國家級資安專責單位,統籌資安政策及建立國家資安聯防體系,整合政府、民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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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措施
建立國家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N-ISAC),定期舉行「國家關鍵基礎設施資安演習」,各部會設立資安監控中心(SOC)進行24小時監控。
人才與產業
推動資安人才培育計畫,強化產學研合作。推動「資安卓越中心」計畫,促進資安產業發展,增強自主技術能力。
國際合作
積極參與國際資安合作,分享經驗與情報,參與全球資安治理機制,提升我國在國際資安領域的影響力。
未來我國將持續強化關鍵基礎設施資安韌性,發展人工智能資安防護技術,深化國際合作,並推動資安產業生態系建設。
國際社會多次傳出大眾運輸系統如民航機、火車、地鐵,遭受恐怖攻擊的案例。請問針對我國大眾運輸系統的防護,你會提出那些具體的政策建議?試申論之。
針對我國大眾運輸系統的防護,建議採取以下系統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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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與分級
對各類大眾運輸系統進行全面風險評估,根據人流量、重要性等因素分級,針對高風險節點投入更多防護資源。
實體安全防護強化
加強關鍵設施的實體防護,增設安全檢查點、安裝防爆設施、優化人流動線設計,提升巡邏密度。
科技防護系統建設
部署先進監控技術,如高清監控、人臉識別、行為分析系統、爆炸物探測設備,建立智能化指揮中心。
情報收集與分析
建立專門針對交通系統的情報分析機制,加強國際合作,建立可疑行為舉報系統,鼓勵公眾參與。
應急響應機制完善
制定詳細應急預案,建立快速反應部隊,定期舉行實戰演習,建立與醫療、消防等部門的協同機制。
人員培訓與公眾教育
對運輸系統工作人員進行專業安全培訓,提高識別可疑人員與物品能力,開展公眾安全意識教育。
法規與標準完善
制定專門針對交通系統的安全法規標準,明確運營單位的安全責任,建立安全評估認證制度。
公私合作機制建立
建立政府與運營商定期安全協調會議,明確責任分工,共同投資安全基礎設施,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灰色地帶衝突(grey zone conflict)的主要概念為何?請試述近些年中共對我國的灰色地帶衝突行動,說明你的看法。
灰色地帶衝突是指國家行為體在傳統戰爭與和平之間的模糊地帶,採取的一系列強制性但低於武裝衝突閾值的行動,以達成戰略目標而不觸發直接軍事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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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地帶衝突的主要特點
刻意模糊行動主體與意圖,保持可否認性;採取漸進、累積的小步驟;結合政治、經濟、外交、信息、軍事等多種手段;利用國際規則漏洞;通過持續、低強度行動實現長期戰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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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台軍事與外交施壓
頻繁軍機繞台、跨越海峽中線、大規模軍演形成常態化軍事威脅;阻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迫使邦交國與台灣斷交、限制台灣國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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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認知作戰
選擇性限制台灣產品進口、限制陸客赴台;散布假消息、操縱社交媒體輿論、滲透台灣媒體,影響台灣民意;針對台灣政府機構與關鍵基礎設施的網絡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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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戰與統戰工作
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等法律工具,為可能的武力行動提供法律依據;拉攏台灣特定政治勢力、地方政府、企業與社會團體;通過各種管道滲透台灣社會,分化台灣內部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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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策略
提升社會、經濟、軍事韌性;加強與理念相近國家的合作;維持清晰的戰略溝通,明確表達底線與立場;發展不對稱反制能力;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填補灰色地帶可能利用的漏洞。
防救災成為亞太地區公共安全的重大挑戰
國際社會對減災理念的演進:從傳統的災後應對轉向災前預防;從單一災害管理轉向綜合風險治理;從政府主導轉向全社會參與。
兵庫行動綱領(2005-2015)
首個系統性指導全球減災工作的國際框架,2005年在日本神戶市通過
確保減災成為國家和地方優先事項
識別、評估和監測災害風險,加強預警
利用知識、創新和教育建立安全文化
減少潛在風險因素
加強備災以有效應對
轉變期(2005-2015)
重點從災害管理轉向災害風險管理,從自然災害擴展至人為和環境災害
仙台減災綱領(2015-2030)
2015年在日本仙台市通過,接續兵庫綱領的全球減災框架
理解災害風險
加強災害風險治理
投資減災,提高抗災能力
加強備災,「重建得更好」
設定七個明確、可衡量的全球減災目標,強調多方參與
國際災難救濟的模式與應用
亞太地區頻繁遭受颱風、地震及海嘯威脅,如2013年菲律賓海燕颱風與2004年南亞大海嘯。國際災難救濟模式主要有兩種:
救災模式(The Disaster Relief Model)
政府主導的災難救濟模式
由受災國政府或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主導
自上而下的決策與資源分配方式
常有軍隊參與,提供物流和安全保障
例: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政府調動自衛隊進行大規模救援
牛津賑災模式(The Oxfam Model)
非政府組織主導的社區參與救災模式
由國際NGO如樂施會(Oxfam)等主導
自下而上,注重社區參與和當地需求
結合長期發展,提升當地災害應對能力
例:2004年南亞海嘯後,樂施會協助印尼亞齊社區重建與培訓
兩種模式的比較與應用
實際災難救濟中常結合兩種模式優勢:
救災模式:政府主導、大規模資源調動、標準化操作、短期導向
牛津模式:NGO主導、社區參與、能力建設、長期發展、彈性適應
亞太地區災害救援需政府、國際組織和NGO協同合作
「環境安全」概念下的氣候變遷受到全球關注
氣候變遷已成為全球性非傳統安全威脅,涉及多層面的安全問題。同時,各國政府也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應對挑戰。
糧食安全
極端天氣增加、降雨模式改變,影響農業生產,威脅全球糧食供應。
水資源安全
氣溫上升導致水資源短缺或洪澇災害,加劇跨境水資源爭端。
能源安全
極端氣候影響基礎設施,減碳需求推動能源轉型,改變全球地緣政治關係。
公共衛生安全
傳染病傳播範圍擴大,新型疾病出現,熱浪等極端天氣直接威脅人類健康。
人口遷移與衝突
海平面上升、沙漠化導致環境難民增加,引發跨境遷移壓力與資源競爭。
6
政府國際參與
參與氣候談判、制定減碳目標、推動國際合作、分享台灣經驗、發展氣候外交。
面對氣候變遷的多重安全挑戰,台灣雖面臨國際參與限制,但仍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展現負責任國際成員的態度。
近年來,恐怖主義組織或恐怖份子愈來愈常結合網路通訊技術等最新科技,藉以遂行其發展組織與支持恐攻活動。請舉例說明蓋達組織(Al-Qaeda)與伊斯蘭國(ISIS)如何藉助網路通訊來對外宣傳、招募新血或激化歐美社會內極端份子。
恐怖組織運用網路通訊技術的演變:
蓋達組織的早期網路宣傳 (2000年代初)
發行《啟發》(Inspire)英文電子雜誌,傳播極端思想並提供恐怖攻擊指南。製作賓拉登視頻講話,建立多語言網站擴大影響。提出「開源聖戰」概念,通過網絡分享炸彈製作等攻擊知識。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實施者使用了《啟發》雜誌中的炸彈製作方法。
伊斯蘭國的社交媒體革命 (2013-2015)
製作高質量宣傳視頻如《火焰戰士》系列,具好萊塢製作水準。大量使用Twitter、Facebook等主流社交媒體平台。開發「黎明喜訊」等專用應用程序自動發布信息。利用Telegram等加密通訊應用進行安全溝通。
3
建立「虛擬哈里發國」 (2014-2016)
伊斯蘭國建立完整網絡生態系統,包括Al-Hayat媒體中心、《達比克》雜誌、Al-Bayan網絡廣播及Amaq通訊社。2015年巴黎恐襲和2016年布魯塞爾機場爆炸案實施者通過此網絡生態系統接受激進化和指導。
針對西方受眾的策略 (2010年代)
製作英語等西方語言內容,專門針對西方受眾。針對穆斯林移民後代的身份認同問題,提供「歸屬感」。通過社交媒體直接互動,進行一對一招募。將恐怖活動美化為反抗西方壓迫的行為。利用西方社會問題如種族歧視加深隔閡。
創新招募渠道 (2015年後)
利用網絡遊戲平台如《使命召喚》等遊戲聊天功能招募年輕人。鼓勵「孤狼」式攻擊,減少組織痕跡。使用深網和暗網資源規避執法監控。開發加密通訊工具保護組織通訊安全。
這些恐怖組織不斷適應新技術環境,利用網絡空間優勢規避傳統反恐措施,對全球安全構成新型威脅。各國情報和執法機構需要發展相應的網絡反恐能力來應對。
試述國家安全與國土安全的差異。從蓋達組織首腦賓拉登被擊斃後,全球進入後九一一反恐時代,新型態的大規模毀滅性恐怖主義對國家安全形成何種威脅與衝擊?各國通常如何因應此種新型態恐怖主義的威脅?
國家安全與國土安全有本質差異:國家安全範圍廣泛,涵蓋軍事、政治、經濟與外交,主要應對外部威脅;國土安全則聚焦於國內領土、人民與基礎設施保護,同時應對內外部威脅。
1
國家與國土安全基本差異
國家安全由國防部等機構負責,採用軍事、外交手段,著重長期戰略;國土安全由內政部等機構主導,透過執法、情報、邊境管控等手段,注重即時威脅應對。
2
後九一一恐怖主義威脅新特徵
恐怖組織轉向分散式網絡,尋求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攻擊目標擴大至關鍵基礎設施,利用網絡進行宣傳招募,激進化本土極端分子,加速跨國流動,意識形態透過社媒快速擴散。
3
情報能力強化應對
各國加強情報收集與分析,建立跨部門情報共享機制,增進國際合作,運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提升分析效能,及早發現預防恐怖威脅。
4
邊境與交通安全防護
強化邊境管控與出入境檢查,實施先進旅客篩查系統,提升航空安全措施,建立生物識別系統,防止恐怖分子與危險物品跨境流動。
5
關鍵基礎設施保護
保護能源、通訊、交通、金融等關鍵系統,制定安全標準與應急預案,提升系統韌性,防範恐怖攻擊造成連鎖效應。
6
多層次綜合防禦
制定反恐法規,建立專門機構,打擊恐怖融資網絡,管控危險材料,參與國際反恐合作,開展反極端化教育,促進社區參與,建立有效危機溝通機制。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在美國設廠動土典禮時,提出「全球化幾乎已死,自由貿易幾乎已死」的觀點,引發了外界廣泛討論。請論述當今全球化的走向,及其對台灣國家安全的影響。
全球化正從無限制擴張轉向更加謹慎、有選擇性的模式,國家安全考量重新成為經濟決策的核心因素。
1
從「效率全球化」到「韌性全球化」
全球化重心從追求最大效率轉向強調供應鏈韌性與安全,企業與國家更加重視風險管理。台灣高度依賴外貿,需調整經濟結構以應對挑戰。
供應鏈重組
全球供應鏈從效率優先轉向安全優先,友岸外包與供應鏈多元化成為新趨勢。台灣在供應鏈重組中面臨機遇與挑戰,關鍵技術優勢使台灣地位提升,但也面臨更大地緣政治壓力。
技術民族主義
關鍵技術成為國家競爭核心,技術封鎖與產業政策回歸。作為科技強國,台灣在大國科技競爭中處於敏感位置,面臨技術管制與市場准入雙重壓力。
經濟聯盟重組
基於價值觀與安全考量的經濟聯盟取代純經濟導向的貿易協定。全球化轉型可能改變台灣的國際參與模式,價值觀聯盟可能為台灣提供新機會。
5
台灣的戰略應對
強化關鍵技術自主,鞏固半導體等產業優勢;多元化經濟關係,降低對單一市場依賴;積極融入民主國家經濟合作框架;提升供應鏈韌性;發展數字經濟,把握數字全球化機遇。
2022年10月美國商務部產業安全局(BIS)宣布了一系列「出口管理條例」(ExportAdministrationRegulations,EAR)中針對中國出口管制的新規定。試分析美國修法的目的,以及其對中國可能產生的影響。
美國此次修法是冷戰後最嚴厲的技術出口管制措施之一,標誌著美中科技競爭進入新階段。
1
美國修法目的
維持技術領先優勢,阻斷軍民兩用技術轉移,延緩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保障國家安全,重塑全球科技供應鏈,形成多邊協調機制。
新規定主要內容
限制14納米及以下製程半導體設備出口,限制高性能計算晶片與AI晶片出口,擴大外國直接產品規則,擴充實體清單,限制人才流動,管制超級計算機相關技術。
對中國的影響
先進製程發展受阻,AI與超算能力受限,產業升級延緩,研發成本增加,產業鏈重組,國際合作受限。
受影響產業領域
影響程度從高到低依序為:先進邏輯晶片、AI加速器、超級計算機、EDA軟體、記憶體晶片、成熟製程晶片。
長期影響
短期內造成明顯衝擊,長期可能促使中國加大自主研發投入,但技術差距短期難以彌合,同時重塑全球半導體產業鏈,導致全球科技領域分化與重組。
近年來,除了武力威嚇之外,中共積極利用認知戰影響台灣的政治社會發展。何謂「認知戰」?中共對台認知戰的主要策略為何?台灣應如何因應?
認知戰是指通過操縱信息環境,影響目標對象的認知、信念和決策過程,達到特定政治目的的非傳統作戰方式。其核心是不使用直接武力,而是通過影響人們如何思考、理解現實,進而影響行為和決策。
分化台灣社會
放大並利用台灣社會內部的分歧,如族群、世代、政黨等差異,製造對立與衝突,削弱社會凝聚力。中共利用社交媒體、網絡平台散布假消息,混淆視聽。
削弱政府信任
散布對台灣政府的負面信息,質疑政府能力與決策,破壞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如COVID-19疫情期間散布「台灣防疫失敗」等不實信息。
弱化台灣認同
推動「中國認同」,淡化台灣主體意識,強調「兩岸一家親」等論述。通過文化、歷史等共同元素,推動文化認同轉向。
4
台灣的因應之道
提升媒體素養教育、建立快速澄清機制、強化數位防護、完善法律規範、促進跨部門合作、發展監測與預警系統、強化台灣認同、推動國際合作。
面對中共的認知戰,台灣必須強化社會韌性,提升民眾辨識假消息的能力,同時通過國際合作共同應對認知戰威脅,維護民主價值與社會穩定。
習近平在去年(2022)中共二十大上的講話及其日後的言論,頻繁提及「安全」和「國家安全」,試論在當前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國家安全」的意涵為何?又習近平強調國家安全的目的為何?
在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國家安全」概念經歷了顯著擴展與重構,形成了「總體國家安全觀」,從傳統安全擴展至全方位領域,並以政權安全為核心。
1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形成(2013-2014)
習近平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成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將國家安全範圍擴展至全方位領域,涵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科技等各個方面。
2
國家安全法制化(2015-2017)
制定《國家安全法》、《反間諜法》、《網絡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建立國家安全法律體系,設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推動全社會參與。
3
應對國際環境變化(2018-2020)
因應美中戰略競爭加劇,強調經濟安全與科技安全,推動「雙循環」戰略與科技自立自強,在「核心利益」問題上態度更加強硬。
「中國式現代化」安全保障(2021-2022)
在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將國家安全與「中國式現代化」緊密結合,強調安全是發展的前提,試圖構建有別於西方的發展與安全模式。
強調國家安全的目的
鞏固政權基礎與執政合法性;強化內部控制與社會穩定;應對國際環境變化與地緣政治挑戰;服務「中國夢」等發展戰略;提升中國在國際安全事務中的影響力。
習近平的國家安全觀反映了中共對內部穩定的高度重視,以及對外部環境日益複雜的深刻憂慮,成為理解當代中國政治與對外政策的重要視角。
中共近年來持續透過「認知作戰」,企圖分化、混淆臺灣民心,破壞臺灣的民主法治社會。
中共對台認知作戰的策略及台灣的應對措施:
信息操控策略
散布假消息、操縱網絡輿論、形成信息茧房
應對:提升媒體素養教育,建立快速事實查核機制
分化策略
強化政治對立,放大社會分歧,製造二元對立
應對:強化台灣認同與民主價值,建立包容性社會
滲透策略
滲透媒體、學術等領域,培養代理人,利用經濟槓桿
應對:完善《反滲透法》,建立跨部門合作機制
4
制度信任破壞
攻擊台灣民主制度,質疑選舉公正性,削弱政府信任
應對:提升政府溝通效能,支持獨立媒體發展
5
綜合因應
建立全社會防護網絡,結合政府監管、平台自律、媒體專業與公民參與,強化國際合作
面對中共日益複雜的認知作戰,台灣需要持續投入資源,不斷調整策略,才能有效維護資訊環境健康與民主社會穩定。
烏克蘭難民危機對多層次安全的影響
2022年5月,聯合國難民署數據顯示,自俄羅斯2月24日侵略烏克蘭後,已有超過600萬難民逃出烏國,許多難民到鄰國後繼續前往其他歐洲國家。
1
人類安全衝擊
個人安全:難民面臨生命威脅、暴力風險,婦女兒童易遭人口販運
健康安全:醫療資源不足,易引發傳染病;心理健康問題嚴重
經濟與糧食安全:難民失去收入,烏克蘭糧食出口中斷加劇全球糧食危機
2
歐洲國家安全影響
邊境壓力:短時間內大量難民湧入,對鄰國邊境管理造成壓力
社會與經濟:可能引發社會矛盾,接收國需投入大量資源安置難民
區域政治:難民分配問題考驗歐盟團結,促使重新評估與俄關係
3
烏克蘭國土安全影響
人口結構:大量人口外流導致人口結構失衡,勞動力嚴重流失
基礎設施:關鍵基礎設施維護人員不足,增加安全風險
未來挑戰:重建面臨人力資源短缺,需吸引難民回流
4
難民總數
截至2022年5月,已有超過
600萬
難民逃離烏克蘭。
5
女性與兒童比例
在所有烏克蘭難民中,約有
90%
為女性與兒童。
6
波蘭接收難民
波蘭已接收了約
500萬
名烏克蘭難民,成為主要接收國。
為因應國內 COVID-19 本土疫情之嚴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2021 年 5 月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請問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對「疫情警戒標準及因應事項」之警戒分級內容為何?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依據疫情發展程度與社區傳播風險,建立四級警戒制度,採取相應防疫措施,以達精準防疫目的。
1
第一級:開放
判斷標準:境外移入個案,無或有限本土個案,所有個案可追蹤感染源
維持社交距離、配戴口罩、勤洗手
避免出入人潮擁擠場所
第二級:警戒
判斷標準:出現感染源不明之本土個案,或社區傳播可控制在特定場所或地區
強化社交距離措施
大型集會活動須事先報備
實施實聯制、部分高風險場所關閉
第三級:警戒升級
判斷標準:多起不明感染源社區傳播,社區傳播已蔓延至多個場所或地區
禁止室內5人、室外10人以上聚會
強制配戴口罩、非必要場所停業
餐飲限外帶、停止大型集會活動
第四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大流行
判斷標準:大規模社區傳播,疫情持續攀升,社區傳播鏈無法有效控制
禁止非必要移動、活動與集會
關閉非維持民生必需之場所
實施區域封鎖、限制跨區域移動
國內 COVID-19 疫情在今年 5 月迅速升高後,對我國的國家安全造成的影響為何?
COVID-19疫情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涵蓋多個層面,從短期醫療壓力到長期社會經濟結構調整,都對國家安全構成挑戰。
公共衛生安全
醫療系統承受巨大壓力,醫護人員過勞風險增加,防疫物資供應緊張,其他疾病診療受到間接影響。
經濟安全
第三級警戒導致服務業嚴重受創,失業率上升,供應鏈中斷風險增加,政府財政支出大幅增加。
社會安全
社會心理壓力和焦慮情緒蔓延,防疫措施引發爭議,弱勢群體處境更加困難,教育被迫轉為遠距學習。
政治安全
政府防疫政策面臨挑戰與質疑,政治信任度受考驗,假消息增加,國際政治空間受到影響。
5
國際關係
國際交流受限,疫苗外交成為重要議題,國際形象與防疫成效掛鉤,兩岸關係更加複雜。
疫情也促使台灣反思國家安全策略,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推動經濟數位轉型,強化社會韌性,並在全球供應鏈重組中尋求新定位。疫苗安全、資訊安全和供應鏈穩定已成為國家安全的關鍵領域。
試述行政院「國土安全政策會報」之沿革。
1
2001年:九一一事件後的初步反應
美國遭受恐怖攻擊後,我國政府開始重視反恐與國土安全議題,研議建立專責機制。
2003年:「反恐怖行動小組」成立
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召集人,內政部長擔任副召集人,統籌協調全國反恐工作。
2004年:升格為「反恐怖行動會報」
由行政院院長擔任召集人,強化反恐工作層級與權責,設立常態性工作小組。
4
2007年:擴大為「國土安全政策會報」
職責從單純反恐擴展至全面國土安全,包括反恐、災害防救、關鍵基礎設施保護等。
2010年:組織架構調整
設立「國土安全辦公室」,由行政院秘書長兼任執行長,下設預防、保護、應變、復原四個工作分組。
2012-2016年:功能強化階段
制定「國土安全政策綱領」,建立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機制,推動國土安全演習。
2016年至今:轉型與深化階段
強化全災害防救概念,應對假消息與認知作戰等新興威脅,因應疫情強化生物安全。
行政院「國土安全政策會報」從聚焦反恐,逐步擴展至全面的國土安全防護,反映了國際安全環境變化與非傳統安全威脅增加。目前已成為我國國土安全工作的最高協調機制,在面對複雜多變的安全挑戰時,發揮關鍵的統籌協調作用。
試說明伊斯蘭國(ISIS)在 2013 年到 2014 年之間,迅速壯大力量(特別是軍事力量)的主要原因。
敘利亞內戰提供發展空間
2011年爆發的敘利亞內戰造成權力真空,為ISIS提供了擴張領土與招募人員的理想環境。
伊拉克政治分裂與軍隊弱化
伊拉克什葉派主導政策激化遜尼派不滿,美軍撤離後的伊拉克軍隊訓練不足、腐敗嚴重,無法有效抵抗ISIS。
獲取大量武器裝備
ISIS佔領伊拉克摩蘇爾等城市,繳獲了大量美國提供給伊拉克軍隊的先進武器,顯著提升其軍事能力。
建立穩定財源
通過控制油田、徵稅、搶劫銀行、勒索、販賣文物等籌集資金,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恐怖組織。
組織與戰略優勢
吸收前伊拉克軍官提供專業知識,建立有效指揮結構,採用混合作戰策略,同時通過殘暴手段製造恐懼。
宣傳與意識形態影響
ISIS建立專業媒體宣傳機構,宣揚建立「哈里發國」願景,吸引全球各地支持者,並在控制區域提供基本治理。
2014年6月,ISIS攻陷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蘇爾,並於同月29日宣布建立「伊斯蘭國」,巴格達迪自稱「哈里發」。其迅速崛起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地區政治動盪、專業軍事人才、極端意識形態宣傳、多元化財源,加上國際反應遲緩,使ISIS從邊緣恐怖組織迅速發展為控制大片領土的「準國家」實體。
我國在 2018 年 9 月 14 日公布第一部「國家資通安全戰略報告:資安即國安」,請根據該報告說明我國面臨的資安威脅,以及應如何因應?
根據2018年公布的「國家資通安全戰略報告:資安即國安」,我國面臨多重資安威脅,並提出相應的三大戰略目標與應對措施。
1
我國面臨的資安威脅
國家級駭侵威脅:由敵對或競爭國家支持的APT攻擊
關鍵基礎設施風險:能源、水資源、通訊等面臨網路攻擊
產業機密竊取:針對半導體等重要產業的智慧財產竊取
資訊操控與認知作戰:假消息傳播與社群媒體操縱
新興科技風險:物聯網、人工智能、5G等帶來的安全挑戰
網路犯罪與供應鏈安全風險
2
戰略目標一:安全
建構國家資安聯防體系,提升政府及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能力
建立國家級資安監控與預警機制
識別並保護關鍵基礎設施與系統
實施資安風險評估與稽核
強化資安事件應變能力
3
戰略目標二:自主
發展自主資安產業能量,降低對外國技術依賴
建立資安產業生態系
推動資安新創與投資
發展國產密碼與資安核心技術
政府採購帶動產業發展
4
戰略目標三:治理
落實資安治理與人才培育,提升整體資安韌性
建立資安專業人才培育體系
推動資安學程與認證
強化產學研合作
提升全民資安意識
5
六大戰略主軸
完善資安治理機制:制定《資通安全管理法》,建立法律框架
建構國家資安聯防體系:成立行政院資安處與國家資安聯防中心
強化關鍵基礎設施防護:建立分級分類管理機制
推動資安科技研發:發展國產資安解決方案
發展資安產業:拓展國際市場與合作
培育資安人才:吸引國際資安人才
「國家資通安全戰略報告:資安即國安」將資安提升至國家安全層級,建立全面的國家資安防護體系。隨著數位轉型加速與國際情勢變化,我國需持續調整與強化資安策略,以應對日益複雜的資安威脅環境。
「行政院國土安全政策會報」乃我國最高的國土安全機制,其官方網站亦擬定出四大核心任務:預防、保護、應變、復原。
這四大核心任務形成完整的國土安全循環,每個環節都至關重要,相互連結,缺一不可。通過跨部會協調機制,「行政院國土安全政策會報」有效執行這些任務。
1
預防(Prevention)
識別與減少威脅,防止國土安全事件發生
情報蒐集與分析:建立跨部會情報共享機制
風險評估:定期進行國土安全風險評估
邊境與交通安全:加強邊境管控與檢查
網絡安全防護:保護政府與關鍵基礎設施系統
保護(Protection)
強化國家關鍵資產與基礎設施的安全防護
關鍵基礎設施保護:能源、水資源、通訊、交通等
政府重要設施防護:政府機關、重要公共設施
資訊安全防護:防範網路攻擊
國家機密保護:防止機密外洩,加強保密工作
應變(Response)
國土安全事件發生後快速有效處理,減少損害
緊急應變機制:建立全國性應變機制
指揮與控制:建立統一的指揮系統
搜救與醫療:組織搜救行動,提供緊急醫療
危機溝通:向公眾提供及時、準確信息
復原(Recovery)
國土安全事件後的恢復工作,使社會回復正常
基礎設施修復:恢復電力、水利、通訊、交通等
社區與經濟重建:協助社區重建,促進經濟復甦
心理輔導:為受影響民眾提供心理健康服務
經驗總結與改進:改進國土安全體系
何謂危機傳播?在遭逢國家安全危機時,媒體會有何種反應及影響,如何做好危機傳播?
危機傳播是指在危機事件發生前、發生中和發生後,政府、組織與公眾之間進行的信息交流與溝通過程,目的是減少不確定性與恐慌,引導公眾理性應對危機。
危機傳播的定義
危機傳播包含風險溝通、危機預警、信息發布、公眾反應管理等多個環節,是危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媒體反應與影響
高度關注與密集報導,競爭性報導可能影響準確性
媒體框架影響公眾對危機的理解,報導語調影響情緒反應
媒體輿論可能對政府決策形成壓力,影響危機應對政策
危機前準備
建立危機傳播預案,培訓專業發言人
建立良好媒體關係,提升公眾風險意識
危機中傳播
及時發布透明誠實的官方信息,避免信息真空
確保各部門信息一致,利用多渠道傳播
實時監測媒體報導,快速識別與澄清謠言
危機後傳播
公開總結危機經驗教訓,持續關注後續影響
通過透明、負責任的溝通重建公眾信任
完善危機傳播機制,提升未來應對能力
有效的危機傳播需遵循真實性、及時性、一致性、同理心、專業性與責任性原則。政府需理解媒體在危機中的角色,既利用媒體傳遞官方信息,又應對可能的負面影響,引導輿論方向,穩定公眾情緒,促進社會團結共同應對國家安全挑戰。
我國國土安全機制與運用深受美國的影響,請說明美國國土安全部及聯邦緊急救難署(FEMA)的任務與職能關係?
美國911恐怖攻擊後重組國土安全體系,形成DHS統籌全局、FEMA專責災害管理的模式,兩者關係如下:
1
國土安全部(DHS)成立
2002年成立,整合全面國土安全功能,包括反恐、邊境安全、網絡安全、災害應變、關鍵基礎設施保護及情報分析等。作為統籌部門,負責全國安全戰略制定與資源協調。
聯邦緊急救難署(FEMA)整合
2003年FEMA納入DHS,成為其下屬機構。FEMA成立於1979年,專注災害預防、準備、應變與復原,是美國災害管理的核心執行機構。
3
組織隸屬關係
FEMA作為DHS的組成部分,行政上接受DHS領導。DHS整合多個執行機構,包括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特勤局等。
職能分工
DHS負責全面國土安全戰略與政策,FEMA專注於災害管理執行。DHS關注安全威脅預防,FEMA專責災害準備、應變與復原。
協作機制
重大災害時,DHS啟動國家應變框架,FEMA作為主要執行機構。DHS的情報分析支持FEMA的災害風險評估與應對決策。
此模式既保證國土安全工作的統一指揮,又維持災害管理的專業性。我國借鑒美國經驗時,應注重整體協調與專業分工的平衡,建立統一高效且專業精準的國土安全體系。
請說明我國國土安全應變體系目前之情況,包括主管機關及其職責、各機關之間的 隸屬關係、以及緊急應變機制之處理程序。
我國國土安全應變體系由多層級機構組成,形成完整的國家安全防護網。以下為主要架構與運作方式:
1
主管機關與職責
行政院國土安全政策會報為最高決策機構,由院長擔任召集人,負責政策制定與跨部會協調。內政部負責災防、反恐與關鍵基礎設施保護,國防部提供軍事支援,其他部會依職掌分工負責。
機關隸屬關係
垂直關係:行政院統領各部會,各部會管轄所屬單位。水平關係:國土安全政策會報協調跨部會合作,各部會間建立情報共享與資源互援機制。特殊應變時可成立專案小組或應變中心。
偵測與通報階段
透過各類監測系統與情報網絡,及時發現威脅並進行通報。相關單位接獲通報後,立即進行初步情資蒐集與分析。
評估與決策階段
相關部會評估事件性質與影響範圍,決定應變層級與主責單位。重大事件由國土安全政策會報召開會議決策。
啟動應變機制
依事件性質啟動相應機制:災害類啟動災害應變中心,恐攻類啟動反恐機制,疫情類啟動疫情指揮中心。採取全災害應變、分級應變、屬地管理原則。
協調與執行階段
各單位依職責執行任務,進行跨部門資源協調。地方政府為第一應變責任單位,中央提供必要支援與指導。
復原與檢討階段
事件結束後進行復原工作,總結經驗教訓,完善應變機制。評估應變效能,調整相關計畫與程序。
我國國土安全應變體系面臨的主要挑戰包括跨部會協調效率、應變資源整合、專業人才不足、新型威脅應對經驗缺乏等問題,仍需持續精進與完善。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27 條規定,各級政府在實施災害應變措施時,應依權責實施那些事項,請分析之。
「災害防救法」第27條明確規定了各級政府在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依權責實施的災害應變措施,這些措施構成了完整的災害應變體系。
災害警報與通報
發布災害警報、建立災情蒐集與通報系統、劃設警戒區域、實施交通管制與秩序維持
緊急救援與醫療
動員消防力量進行救援、建立醫療救護站、組織搜救隊伍救出被困者
收容安置與民生保障
設立臨時收容所、調度食物與生活必需品、建立災民登記系統
設施搶修與危險處理
搶修電力、通訊等關鍵基礎設施、控制與處理危險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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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防疫
實施災區衛生防疫措施、加強飲用水安全監測、防止疫情擴大
災情勘查與復原準備
進行災害損失評估與統計、調查災害成因、為復原重建提供依據
各級政府需要根據災害類型、規模與特點,靈活調整應變措施的實施重點與順序,確保「人命第一、安全至上」的災害應變理念得到有效落實,在統一指揮下協同行動,從應急到復原形成連續性的應變機制。
基於維護國土安全與保障人權,在國土安全執法時,如何從公益原則、比例原則、法律保留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維持這兩者的衡平?
國土安全與人權保障之間的衡平,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關係,而是可以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與執法實踐達成的動態平衡。以下四項原則相互支持、制約,共同構成國土安全執法的法治框架。
1
公益原則
國土安全措施必須服務於真正的公共利益,而非僅為執法機關自身利益。應明確界定所保護的公共利益,避免以模糊的「國家安全」概念無限擴大執法範圍,並建立公共利益與個人權利衝突時的權衡機制,在可能的情況下尋求兼顧公益與人權的解決方案。
比例原則
國土安全執法採取的手段與目的之間必須保持適當比例,不得過度侵害人權。須進行適當性審查(確保措施有效達成目標)、必要性審查(選擇對人權侵害最小的方式),以及狹義比例性評估(避免權利限制與目的顯失均衡)。
法律保留原則
限制人民權利的國土安全措施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不得恣意執法。法律應明確規定執法機關的權限範圍與限制,避免過於籠統的授權條款。越是重大的人權限制,越需要較高位階的法律依據,國土安全法規應使用明確、可預見的語言。
4
正當法律程序
國土安全執法過程必須公正、透明,確保當事人的程序性權利。應保障程序透明(當事人有權知悉執法依據與理由)、聽證權(決定作成前表達意見的機會),以及建立有效的行政與司法救濟管道,確保獨立、公正的審查機制。
依據美國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uridad)2010 年所公布之「國土安全四年期檢討報告」(Quadrennial Homeland Security Review,QHSR)中指出,美國國土安全未來須強化的優先重要任務與目標為何?試申論之。
2010年美國國土安全部發布的第一份「國土安全四年期檢討報告」(QHSR)是美國國土安全戰略的重要指導文件,全面評估美國面臨的國土安全挑戰與機遇,確立了未來四年國土安全工作的戰略框架、優先任務與目標。
1
任務一:防止恐怖主義與提高安全
預防恐怖攻擊仍是美國國土安全的首要任務,重點包括防止恐怖分子獲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阻斷恐怖融資網絡、加強航空安全、保護關鍵基礎設施,以及建立更有效的情報分享機制。
任務二:確保邊境安全
加強邊境管控,防止恐怖分子、武器、毒品和非法移民入境,同時促進合法貿易與旅行。重點包括強化邊境執法能力、改進入境篩查系統、打擊跨境犯罪組織。
任務三:執行與管理移民法律
建立更有效、更人道的移民管理體系,包括打擊非法移民、促進合法移民融入社會、改革移民審批流程,以及加強雇主對移民身份的核查責任。
任務四:保障網絡空間安全
應對日益嚴峻的網絡安全威脅,保護政府網絡、關鍵基礎設施的信息系統,防範網絡攻擊、網絡間諜活動與網絡犯罪,同時促進網絡安全意識與能力建設。
任務五:確保韌性應對災害
提升國家面對自然災害與人為災害的預防、準備、應對與恢復能力,建立全社會參與的韌性體系,減少災害造成的生命與財產損失。
2010年美國「國土安全四年期檢討報告」確立的五大任務與相關目標,反映了美國國土安全戰略的重大轉變:從單一聚焦反恐,轉向更全面、更平衡的安全觀;從政府主導,轉向全社會參與的安全治理模式;從被動防禦,轉向主動預防與風險管理;從追求絕對安全,轉向建立韌性社會。
假設您是內政部警政署重大災變緊急應變業務承辦人於擬訂緊急應變計畫書時,完整的緊急應變計畫至少應具備那些要項?試申論之。
完整的緊急應變計畫應該是一個全面、系統、可操作的行動指南,涵蓋從災前準備到災後恢復的全過程。以下為緊急應變計畫的五大核心要項:
1
計畫基礎
明確計畫目的、法源依據與適用範圍
界定適用的災害類型與地理範圍
列舉法律依據(《災害防救法》、《警察法》等)
分析轄區災害風險與脆弱區域
確立人命優先、預防為主等基本原則
2
組織架構
建立清晰的指揮體系與權責分工
確立統一指揮中心的設置與運作
明確各單位、各職位的職責與任務
成立專業應變小組(搜救、醫療、交通管制)
建立與外部單位的協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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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機制
詳細規劃災前、災中、災後各階段行動
建立災害監測與預警系統
明確計畫啟動條件與動員程序
規範現場管制、搜救、疏散等應變行動
建立災情蒐集與信息管理機制
訂定應變結束與善後處理程序
4
資源管理
確保人力、物資、設備等資源有效調度
應變人員的編組與專業人才動員
應急物資與專業裝備的儲備管理
指揮中心與臨時收容所等設施規劃
應急經費來源與使用程序
建立可靠的應急通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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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維護
定期演練、評估與更新計畫內容
開展應變人員專業培訓
定期舉行演習與實地測試
建立計畫定期審查與修訂機制
完善聯絡名冊、標準作業程序等支持文件
這五大要項相互關聯、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了緊急應變計畫的完整框架。在實際編制過程中,應根據轄區特點、災害類型與資源條件,對計畫內容進行針對性調整,確保計畫的實用性與可行性。
全球資安駭侵威脅分為數種類型,其中較為嚴重為「國家支持型」,請列出其他類型,並針對「國家支持型」及其他類型之內涵分別詳加論述。
全球網路安全威脅可分為六大類型,各具不同特性與危害程度。以下按威脅嚴重性依序說明:
1
國家支持型 (State-sponsored)
由國家或政府機構支持的網絡攻擊活動,具備高度組織化、先進攻擊技術與充足資源。主要目標為情報收集、攻擊關鍵基礎設施、影響政治進程等。典型案例包括震網病毒(Stuxnet)、APT28/29等。在技術水平、持續性與危害程度上均為最高級別。
犯罪集團型 (Cybercriminal Groups)
以經濟利益為主要動機的有組織網絡犯罪。如同企業般運作,提供「犯罪即服務」模式。主要手段包括勒索軟件攻擊、銀行詐騙、數據盜竊等。代表組織有REvil、Carbanak等。技術水平高,危害程度大。
內部威脅型 (Insider Threats)
來自組織內部人員的惡意行為,具備系統合法訪問權限且了解內部環境,因此特別危險。動機包括經濟利益、報復行為或間諜活動。由於使用合法權限,此類攻擊難以檢測,對特定目標的危害程度極高。
駭客行動主義型 (Hacktivism)
出於政治或意識形態動機的網絡攻擊。組織通常鬆散且去中心化,技術水平參差不齊。主要針對政府機構、大型企業或爭議性組織,目的是表達政治立場或揭露不當行為。代表組織有Anonymous、LulzSec等。
恐怖主義型 (Cyber Terrorism)
恐怖組織利用網絡手段進行的攻擊活動。目前技術能力有限但正逐步提升,動機包括造成社會恐慌、宣傳招募、籌集資金等。潛在危害極大,特別是若成功攻擊關鍵基礎設施。
個人駭客型 (Individual Hackers)
由個人出於好奇、挑戰或名聲等動機進行的網絡攻擊。資源有限,技術水平差異大,危害程度通常較低,但不可忽視。攻擊通常短期且零散,難以預測。
面對這些多元化的資安威脅,組織需建立全面的安全防護體系,包括技術防護、人員管理、流程控制等多層次防禦措施,並針對不同威脅類型採取差異化防護策略。
何謂恐怖主義?西方與第三世界國家觀點及與游擊隊、暴力犯罪之差異
恐怖主義是非國家行為體為達到政治、宗教或意識形態目的,通過暴力手段針對平民,製造恐懼與恐慌的行為。
恐怖主義的定義
政治或意識形態目的
針對平民或非戰鬥人員
製造恐懼,追求媒體關注
2
西方國家觀點
絕對譴責立場:「恐怖主義無正當性」
安全威脅視角:國家安全與國際秩序的威脅
法律框架:納入犯罪框架處理
第三世界國家觀點
考慮歷史背景與政治訴求
區分「恐怖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
批評西方定義的「雙重標準」
與游擊隊的差異
攻擊目標:恐怖主義針對平民;游擊隊針對軍事目標
領土控制:游擊隊通常控制部分領土
與民眾關係:游擊隊尋求民眾支持
5
與一般暴力犯罪的差異
動機:恐怖主義有政治目的;犯罪追求個人利益
社會影響:恐怖主義追求廣泛社會影響
法律處理:恐怖主義有專門的反恐法律框架
晚近,氣候變遷國際建制:從京都議定書到巴黎協定
1
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地球高峰會議」通過,為全球氣候治理奠定基礎框架。
2
1997年:京都議定書
主要內容:
設定具法律約束力的減排目標:2008-2012年間發達國家平均減排5.2%
差異化責任原則:僅發達國家承擔具體減排義務
建立彈性機制:排放交易、聯合履約、清潔發展機制
主要挑戰:
主要排放國參與不足:美國未批准、加拿大退出
覆蓋範圍有限:僅覆蓋全球約15%的排放量
減排目標不足:力度不足以實現控制全球升溫目標
3
2015年:巴黎協定
主要內容:
設定全球長期目標:控制升溫在2°C以內,努力限制在1.5°C
自主貢獻機制:各國自定國家減排貢獻(NDCs),每五年更新
全球參與:所有國家都需提交減排承諾,但保留差異化責任原則
強化透明度:定期報告排放情況,每五年進行全球盤點
主要挑戰:
自願承諾不足:各國NDCs加總仍不足以實現2°C目標
政治意願波動:國內政治變化影響承諾穩定性
資金承諾落實困難: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難以完全兌現
4
京都議定書與巴黎協定的主要差異
法律性質:從自上而下的強制性約束轉變為自下而上的自願承諾
參與範圍:從僅發達國家承擔義務擴展到所有國家參與
減排方式:從統一設定具體減排數值轉為各國自主決定減排貢獻
長期願景:巴黎協定明確提出長期溫控目標與碳中和願景
履約機制:從較為嚴格的懲罰機制轉向以透明度和促進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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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國際氣候治理展望
未來氣候治理需平衡廣泛參與與提高減排力度,加強資金與技術支持,建立更公平的碳預算分配機制,才能有效應對日益嚴峻的氣候變化挑戰。
COVID-19引發的四大非傳統安全危機
新冠肺炎疫情被世界衛生組織定位為「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實際上涉及多層次安全衝擊,形成相互關聯的複合危機。
公共衛生危機
全球累計超過7億確診病例,超過680萬死亡病例。多國醫療系統一度面臨崩潰,醫療資源嚴重短缺,「長新冠」影響數千萬人的長期健康,隔離措施也導致全球心理健康問題增加。
經濟危機
2020年全球GDP萎縮3.5%,為二戰以來最嚴重衰退。數億工作崗位流失,全球供應鏈中斷導致物資短缺與價格上漲。各國政府債務激增,部分國家面臨債務危機,收入不平等加劇。
糧食危機
勞動力短缺、物流中斷影響農業生產,全球糧食價格大幅上漲。全球飢餓人口增加約1.5億,達到8.1億。發展中國家與弱勢群體受影響更為嚴重,營養不良增加影響長期健康。
武裝衝突危機
多地和平談判與停火協議受阻,極端組織利用疫情擴大影響。經濟壓力與政治不滿引發社會衝突,全球治理機制效能下降,國際合作受阻,地緣政治緊張加劇。
這四大危機相互關聯、相互強化:公共衛生危機引發經濟中斷,經濟危機加劇糧食不安全,經濟壓力又增加衝突風險。COVID-19危機既是對現有全球治理體系的嚴峻考驗,也為重塑更具韌性、更加包容的國際秩序提供了契機。